专访袁瑛：气候大会上的化石能源巨额账单，谁来为失控的气候买单？

即便如此，大会依然形成了一些可圈可点的成果，包括近95亿美元森林资金承诺、在正式议程之外提出的“化石能源退出”与“毁林治理”两大路线图，公正转型机制的建立，三倍适应资金的确立等等，结合巴西主席国与各缔约方对多边进程的坚定支持、以及国际社会对中欧等关键大国发挥气候领导力的共同期待——这些积极信号都将继续为未来的全球气候行动奠定重要的基础。 在这一背景下，中国在国际气候事务中逐渐展现出三个主要突出的角色：全球绿色转型的领导者，在推动国内清洁能源发展的同时带动全球降低减排成本，并赋能南方国家加快能源转型；多边主义的维护者，在多边气候治理框架面临挑战和领导力出现真空的当下，通过践行承诺和积极参与国际合作，和其他合作伙伴共同维系多边合作框架；国际合作新规则的塑造者，从原来的追随者到现在的引领者，中国也在参与国际合作的机制和制度建设，使其更为公正、平等，并能够反映和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。 从更广的视角来看，全球气候外交未来面临多重结构性风险：首先是国内政治不确定性，大国内部政治力量变化，尤其是右翼政党倾向于反对绿色转型，这可能导致国家利益与经济的优先级置于气候议程之上；其二是资源与能源冲突，俄乌战争或地缘政治紧张推高能源价格，迫使部分国家优先关注能源安全而非气候议程，从而放缓全球能源转型进程；其三是绿色贸易摩擦，围绕清洁技术产业和产业链的贸易争端可能与气候谈判交织，这不仅增加议程的复杂性，同时也可能推高全球能源转型成本，影响减排效率。